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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貿促會調解中心舉行《中國商事調解年度報告(2022-2023)》新聞發布會

        2024-01-05 17:03:39 編輯:貿促會信息中心 信息中心發布 來源:中國貿促會商事法律服務中心

        中國貿促會調解中心于2024年1月5日(星期五)上午舉行《中國商事調解年度報告(2022-2023)》新聞發布會。中國貿促會商事法律服務中心主任、中國貿促會調解中心執行副主席蔡晨風發布《年度報告》,并與司法部調解理論研究與人才培訓(湘潭大學)基地主任、湖南警察學院校長廖永安,同濟大學法學院院長蔣惠嶺共同回答記者提問。發布會由中國貿促會商事法律服務中心法律顧問處處長王琳潔主持。以下為新聞發布會文字實錄。

        王琳潔:

        各位新聞媒體的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歡迎參加中國貿促會調解中心舉辦的《中國商事調解年度報告(2022-2023)》新聞發布會。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琳潔。

        今天我們邀請到中國貿促會商事法律服務中心主任、中國貿促會調解中心執行副主席蔡晨風女士介紹《中國商事調解年度報告》的相關情況,并回答問題。出席今天發布會的嘉賓還有:司法部調解理論研究與人才培訓(湘潭大學)基地主任、湖南警察學院校長廖永安先生;同濟大學法學院院長蔣惠嶺先生。

        下面有請中國貿促會商事法律服務中心主任、中國貿促會調解中心執行副主席蔡晨風女士對《中國商事調解年度報告(2022-2023)》的情況進行介紹并予以發布。

        蔡晨風: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謝大家參加今天的新聞發布會。首先我謹代表中國貿促會調解中心,衷心感謝新聞媒體朋友和各界人士對中國貿促會調解工作一直以來給予的大力支持和關心。下面我就《中國商事調解年度報告(2022-2023)》有關情況進行簡要介紹。

        一、報告的編寫背景和有關考慮

        商事調解是一種既古老又新興的糾紛解決方式。古老是因為我國自古以來就有“和為貴”的思想,在宋明清三個朝代,商品經濟較為發達,為了有效化解商事糾紛,實踐中形成了商事調解的雛形。新興是因為,隨著國際經貿往來密切,商事活動的內容和形式越來越豐富,往來多了,難免磕磕碰碰,更加高效地化解爭議在“效率至上”的商事活動中尤為重要,商事調解以非對抗性、解紛快、成本低、當事人對調解程序和結果的可控性強等獨特優勢,日益成為商事糾紛的重要解決方式,并與訴訟、仲裁共同構成商事爭議解決的“三駕馬車”。

        商事調解作為一種非對抗性糾紛解決方式,也是中國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調解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楓橋經驗” 堅持好、發展好,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完善社會矛盾糾紛多元預防調處化解綜合機制。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在社會基層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及時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在此背景下,加強對商事調解特點和規律的研究,加強商事調解頂層設計和制度供給,對建立健全具有中國特色的商事調解體制機制意義重大。

        從國際來看,商事調解已成為國際社會廣泛認可的商事糾紛解決方式。特別是2019年《新加坡調解公約》開放簽署后,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在致力于完善本國的商事調解法律和制度,積極推動商事調解的發展,著力提高自身在國際商事糾紛解決中的吸引力、競爭力和影響力。

        同時,商事調解的發展水平也已成為全球營商環境評價的重要指標。2022年世界銀行推出新的營商環境評估體系,將“商事調解”列為其中一項重要評估指標,世行認為,“運作良好的商業糾紛解決機制,對于健康的營商環境至關重要,而其中效率和質量扮演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商事調解追求案結事了人和,能夠做到“事心雙解”,對幫助企業高效解紛、維持正常商業運轉、助力改善營商環境具有積極作用。

        在全球商事調解發展浪潮的推動下,我國商事調解的發展也呈現出欣欣向榮之景。商事調解的組織數量日益增多,商事調解員隊伍不斷壯大,商事調解的社會影響逐步提升,商事調解的文化日漸濃郁。但是,目前我國商事調解的發展還存在很多問題,例如包括底數不清、影響力不夠大,無法滿足商事主體旺盛的服務需求、宣傳力度不夠等。

        為了不斷推動中國商事調解事業健康發展,中國貿促會調解中心于2023年啟動了《中國商事調解年度報告(2022-2023)》編寫工作。中國貿促會調解中心是中國最早從事商事調解工作的機構,迄今已有30多年歷史,是我國商事調解事業的先行者、實踐者、探索者。2022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建會70周年大會暨全球貿易投資促進峰會上發表視頻致辭,充分肯定了中國貿促會在國際經貿仲裁、知識產權服務、商事調解等領域的積極探索創新。在新時代,我們希望通過持續發布中國商事調解年度報告中英文版,為推動中國商事調解高質量發展和向國際社會講好中國商事調解故事貢獻力量。

        為確?!秷蟾妗芳扔欣碚撝斡仲N合調解實踐,中心委托了司法部調解理論研究與人才培訓(湘潭大學)基地主任廖永安教授團隊承擔研究與編寫任務。編寫這份報告主要有以下目的:

        第一,摸清底數,盡最大努力呈現中國商事調解的發展全貌。盡管商事調解在我國取得長足發展,但目前對于全國范圍內商事調解組織的數量、性質、登記方式,調解員數量、任職資格等還沒有一個完整的統計,也缺乏系統闡釋商事調解年度發展全貌的年度型報告。因此該報告希望能夠及時總結我國商事調解事業取得的階段性成績和經驗做法,對相關數據進行搜集分析,做到心中有數,方能在下一步工作中行之有度、操之有方。

        第二,找準問題,探尋推動我國商事調解發展的“良方”。當前商事調解面臨許多問題亟需解決,例如商事調解的立法模式、商事調解組織的性質與監管、商事調解員的職業化發展路徑、商事調解的國際化服務水平等,這些問題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商事調解的高質量發展。因此,報告希望能夠通過大量調研和座談,從不同主體視角,總結全國各地商事調解發展中面臨的共性問題,對可能制約我國商事調解發展的關鍵問題進行剖析,并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

        第三,擴大影響,增加全社會對商事調解理念的認同。商事調解植根于中國上千年優秀傳統文化之中,蘊含著“以和為貴”“和氣生財”的傳統理念,我們希望通過這份報告擴大商事調解理念的傳播,讓更多的國內外商事主體認識、認可、選擇調解,讓調解這朵“東方之花”在全球綻放得更加絢爛。

        二、報告的編寫過程

        為扎實做好報告編寫的各項工作,課題組從寫作框架、編寫方案、調研安排,到座談提綱、調查問卷,都做到了精心籌劃、反復論證。在撰寫初期,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仲裁委等機構的領導和專家對報告撰寫方案研提了諸多寶貴意見,為高質量完成報告的撰寫工作打下堅實基礎。

        報告撰寫期間,課題組進行了大量實地調研,先后赴杭州、南寧、深圳、上海、武漢、香港、澳門、珠海、哈爾濱等11個城市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調研,與當地司法行政部門、各級法院、調解組織等相關方進行了深入交流,收集了許多詳實的數據和鮮活的素材。同時,中國貿促會調解中心積極發揮擁有66家地方和行業調解中心的工作網絡優勢,請山東、四川、浙江、湖南、陜西、甘肅、廣東、廣西等地10余家貿促系統調解機構在當地同步開展調研,提供了寶貴的調研成果。課題組還面向全國調解組織和調解員發放了調查問卷,獲取了真實的一手數據。該工作也得到了蔣惠嶺院長牽頭組建的中國商事調解發展合作機制的大力支持。

        為充分堅持實踐導向、問題導向,課題組綜合采用實證分析、規范分析、比較研究等多種研究方法整合大量調研資料,以期精準呈現中國商事調解的現實圖景,勾勒中國商事調解的發展遠景。中國貿促會調解中心與湘潭大學課題組密切配合、協同攻關,經過近一年的努力,最終將這份報告呈現給大家。

        三、報告的主要亮點

        第一個亮點是,這是我國第一份體系化闡釋中國商事調解發展情況的全面型報告,填補了國內空白。該報告從中國商事調解事業發展大局出發,既系統梳理了相關頂層設計,又分析總結了地方實踐經驗,既回顧了商事調解的歷史發展演變,又聚焦于2022-2023年最新年度進展,既“把脈問診”,分析當下商事調解面臨的六大關鍵問題與挑戰,又“開方抓藥”,系統地對商事調解未來發展路徑提出了六方面建設性意見,共17萬余字,五大章節。報告評審專家認為“該報告涉及商事調解法律規范梳理、商事調解實踐狀況調研、商事調解重要理論問題研究,精準呈現了中國商事調解的發展全貌,形成了體系化的中國商事調解年度報告編寫結構”。

        第二個亮點是,這是一份實踐化導向與學理化闡釋緊密結合的研究型報告。商事調解是一種“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糾紛解決方式,具有鮮明的實踐色彩。同時,商事調解作為一項新興事物,極具理論內涵和學術爭議,有關商事調解的法律屬性、商事調解的協議效力、商事調解協議的執行機制等問題仍需形成理論共識。報告堅持問題導向,發現問題、回應問題,始終堅持學理化闡釋、學術化表達,充分展現了學理深度和學術厚度,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實踐價值。

        第三個亮點是,這是一份數據詳實、素材扎實的參考型報告。報告通過調查研究,基本摸清了商事調解的組織數量、人員數量、業務數量等重要行業數據,剖析了國際商事調解的典型案例,對全國商事調解的發展現狀進行了精準統計與深入分析;系統梳理了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特別行政區、上海等地的商事調解創新舉措,總結提煉了可借鑒可推廣的經驗啟示,為我國其他地區推動商事調解發展提供了操作性強的發展思路;報告還回應了備受關注的商事調解立法問題,圍繞商事調解立法的基本范疇、模式選擇、結構設計、內容安排做了全面分析,并提出了具體路徑和方案,相信這份報告能夠為改革決策者、實踐探索者和理論研究者提供較為扎實的實證素材和行業信息。

        以上是對《中國商事調解年度報告(2022-2023)》的一些基本情況介紹。今后我們還將繼續努力,把中國商事調解年度研究越做越好!

        謝謝大家!

        王琳潔:

        感謝蔡晨風主任。下面請各位媒體記者提問,請大家在提問前先通報一下自己所在的新聞機構。

         

        總臺央視 記者:

        能否簡要介紹一下2022-2023年中國商事調解發展的整體情況?

        廖永安:

        2022-2023年,中國商事調解發展較為迅速,且取得很多實質性突破。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在政策與立法方面,與調解相關的法律法規不斷出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商務部等中央部委近兩年出臺了一系列支持商事調解發展的政策文件,如司法部發布的《全國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規劃(2021-2025年)》提出,加強和規范商事調解工作,打造10家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商事調解組織。2023年10月,全國調解工作會議在京召開,明確提出要加強商事調解頂層設計和制度供給,建立健全具有中國特色的商事調解法律制度。在地方立法方面,很多地區先行先試,積極探索,先后出臺了促進調解發展的條例,例如已經出臺的《深圳經濟特區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條例》《浦東新區促進商事調解若干規定》《黑龍江省調解條例》,《浦東新區商事調解暫行條例》《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商事調解條例》也在起草制定中,這些為推進我國商事調解立法提供了有益探索。

        第二,在商事調解組織的發展方面,國內商事調解組織數量不斷增加。通過在“全國社會組織信用信息公示平臺”以及“天眼查”平臺的檢索顯示,目前依法登記設立的商事調解組織有223家,其中登記為民辦非企業單位的有203家、事業單位的有5家、個人獨資企業的有3家、個體工商戶的有3家、社會團體的有1家、有限責任公司的有8家。從中可以發現,目前國內商事調解組織主要以民辦非企業單位為主,而且70%以上成立于2022年至2023年之間。除此以外,還有大量商事調解組織沒有單獨進行登記設立,內設在工商聯、商協會、律師協會及律師事務所等機構中。以工商聯商事調解組織為例,目前已經實現了全國31個省份全覆蓋,累計有3209家商會調解組織。

        第三,在商事調解人才發展方面,商事調解員的隊伍不斷壯大。從實際情況來看,有越來越多的律師、仲裁員以及其他法律、經貿實務人員投入商事調解行業。他們的專業類型覆蓋法律、經濟貿易、金融、知識產權、海事海商等多個領域,這些源源不斷投身商事調解的專業人才,為商事調解發展提供了堅實的人才保障。此外,商事調解的培訓和認證體系也不斷完善,比如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工作委員會發布了《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資格資歷評審標準》,深圳市商事調解協會發布了《深圳市商事調解協會商事調解員資格評審規則 (試行)》。

        第四,在案件數量方面,調解受案量逐年增速快。從商事調解組織公開數據來看,以中國貿促會調解中心為例,2020年案件數為3809件;2021年為4989件;2022年為9531件。2023年,中國貿促會調解系統共受理商事調解案件12509件,較去年同比增長31.3%,標的額為人民幣105.3億元,其中來自法院案件10884件,獨立承接案件1615件,全年受理涉外商事調解案件1273件,占案件總數10.18%。從地方受案量來看,以深圳市為例,深圳市司法局公布的商事調解工作數據顯示,深圳市2022年商事調解案件總數達到6895件,相比2021年的2073件增長了232.44%,其中調解成功的案件數量也從2021年的334件增長至2022年的1271件。 

        第五,在商事調解國際化發展方面,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在服務“一帶一路”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的“一站式”國際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不斷完善,2021年7月21日,“一站式”國際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決平臺正式上線,實現了國際商事法庭訴訟機制與調解、仲裁機制的在線對接和信息共享。中國貿促會連續舉辦七屆國際調解高峰論壇,已發展成為國內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品牌論壇。論壇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國際商事調解的最新發展情況,讓國際同行了解中國推動商事調解的經驗做法。此外,中國國際商事調解機構還積極參與國際商事調解規則的制定和推廣工作,為全球國際商事調解提供了更加統一和規范的操作規則參考。

         

        新華社 記者:

        當前我國商事調解事業發展還面臨哪些問題?

        蔣惠嶺:

        目前,盡管我國商事調解發展迅速,但實踐中依然面臨著以下問題,亟需加以解決。

        一是商事調解法律制度尚不健全。法院調解、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均有相關規定,但很多商事的基本問題需要法律規制,例如:由于目前缺乏商事調解專門立法,商事調解發展缺乏明確的法律指引和實踐規范。諸如商事調解的適用范圍、商事調解組織的設立條件、商事調解員的資質認證,商事調解的收費規則,商事調解的監管機制,商事調解協議的執行機制等問題均缺乏相關法律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商事調解的健康有序發展。

        二是商事調解機構的競爭力有待提升。商事調解組織是推動商事調解發展的主力軍。近年來,由于國家政策的倡導和商事調解市場的萌芽,國內新近成立了不少商事調解組織,但新近成立的商事調解組織在組織架構、規則設計、人員構成、機制運行、宣傳推廣等諸多方面還不夠完善,存在案件受理數量較少、業務分布范圍小、國際化服務水平有待提高、市場化收費較難等問題,對中外當事人的吸引力不足。此外,目前的市場環境還未形成驅動商事調解組織發展的激勵機制,導致商事調解市場化色彩不足,從而缺乏商事調解組織發展的根本動力。

        三是調解員隊伍能力和水平有待強化。商事調解與商事訴訟、商事仲裁具有不同的思維模式,遵循不同的規律,需要培養專門的商事調解人才。目前,我國商事調解職業化水平仍有待提升,商事調解員隊伍主要由律師、仲裁員、退休法官等兼職人員組成,專職的商事調解員缺口較大,難以滿足商事調解發展的現實需求。同時,也缺乏專門的職業教育培訓體系、執業資格認證體系和職業保障體系。所以客觀來說,國內商事調解人才隊伍的建設還難以應對《新加坡調解公約》的挑戰,亟需加強本土商事調解人才的培養。

        四是社會對商事調解的認可度有待提升。目前,國內商事調解的市場化氛圍還有待提升,“有商事糾紛,找商事調解”的理念與文化還較為淡薄。通過與企業座談,課題組發現市場主體普遍對商事調解缺乏了解和信任,企業在遇到商事糾紛后,往往依賴訴訟和仲裁,存在“調解無用”“調解免費”等認知誤區,這對商事調解的進一步發展帶來較大阻力,也不利于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高效運轉。

         

        鳳凰衛視 記者:

        剛才發言人提到,報告在編寫期間開展了大量的調研工作,了解到全國各地都在多措并舉地推動商事調解發展。能否分享其中一些值得推廣借鑒的經驗和做法?

        廖永安:

        中國各地在推動商事調解發展方面都積累了一些值得推廣借鑒的經驗和做法。以下是其中一些值得關注的方面:

        一是商事調解立法方面,廣東、上海、海南、香港均有商事調解立法保障。廣東以深圳、珠海橫琴為代表,分別出臺了《深圳經濟特區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條例》《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發展促進條例》,并同步推進《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商事調解條例》立法工作。以地方立法形式專章規定商事調解,計劃在特定區域拓寬和暢通商事調解強制執行渠道。

        上海發布《浦東新區促進商事調解若干規定》支持各類調解組織建立健全預授權調解、單邊承諾調解等快速調處機制,并主動接軌國際,明確調解員個人可參與國際商事調解。

        海南實施《海南省多元化解糾紛條例》,首次對國際商事調解組織的案件受理范圍、所負義務進行統一規定,具有較為前沿的商事調解立法保障。

        香港于2010年發布基于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規則的《實務指示31》與《實務指示6.1》較早的確立了調解統一規范指引和協議樣本,此后接續發布《香港調解守則》《仲裁條例》《調解條例》《道歉條例》《2017年仲裁及調解法例(第三者資助)(修訂)條例》與《第三者資助仲裁及調解實務守則》,全方位規范商事調解活動,支持商事調解發展。

        二是商事調解行業自律組織建設方面,已有地區探索成立商事調解協會。廣東成立全國首個商事調解專門協會——深圳市商事調解協會,提升商事調解組織和商事調解行業依法依規自律管理水平。珠海市總商會等珠海、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8 家單位共同發起成立跨區域“大調解”協會——珠海市調解協會,為全國商事調解行業自律監管提供參照。

        三是商事調解宣傳方面,香港、上海等地均有定期開展商事調解宣傳系列活動。香港自2009年開始,每年舉辦“調解為先”承諾書活動,不斷在企業界推廣商事調解文化。上海連續開展“商事調解宣傳周”“商事調解高校辯論賽”等活動,推動商事糾紛“調解優先”理念普及。

        四是商事調解市場化方面,杭州作為市場化解紛機制試點,進行了很多頗有成效的探索。杭州以“公益+市場”,“專職+兼職”,“律所+民非”的市場化解紛機制為抓手,探索“政府公益性采購+當事人市場化付費”的多樣化支付保障模式。此外,為增強商事調解社會知曉度,豐富案源渠道,杭州打造了市場主體解紛模式選擇引流矩陣。具體而言,杭州一方面鼓勵和引導商會、行業協會、產業園區、金融機構等與市場化解紛力量建立長期協作機制;另一方面依托主流媒體和各地融媒體,加強對市場化解紛做法和典型案例的宣傳,擴大政策影響面。

         

        上海證券報 記者:

        下一步,關于如何進一步推進我國商事調解事業高質量發展,報告提出了哪些意見建議供參考?

        蔣惠嶺:

        可以說此份報告對于商事調解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正是因為報告起到了參考作用,所以我將結合商事調解存在的問題來回答這一問題。

        第一,加強商事調解頂層設計。積極推動將商事調解立法納入我國立法規劃,推動制定完善商事調解相關法律和規范,對商事調解機構的法律性質、調解機構設立條件、從業人員資格、調解員資質、可調解案件范圍、調解規則、風險責任、機構保證金等事項作出權威規范或指引,以法律手段引導商事調解行業健康發展。國家立法時間的問題,可以地方先做,例如廖校長提到的已有各地的參考,但還不夠多、不夠完善。

        第二,培育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商事調解組織。積極發展和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國際商事調解組織,打造國際商事調解的“中國品牌”。在司法政策層面進一步加大對國際商事調解組織發展的支持力度,幫助其擺脫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政策障礙和制度約束。推動商事調解組織朝著“市場化”“國際化”,特別是市場化的方向發展,提升調解組織的自治性與競爭力;重點培育若干個資質較好的國際商事調解組織,為其提供更多政策與法律支持,幫助其“走向世界”。

        第三,打造國際化專業化高素質的商事調解員隊伍。提高商事調解人才培養質量,吸納退休法官作為專業調解員,整合專家學者、調解工作者、律師、仲裁員等現有人才資源,共同搭建專業調解員隊伍。推動有關院校、研究機構以及實務部門加強對法律、經貿、外語等復合型人才的培養和實踐鍛煉,建立以實踐為導向的涉外法律人才培養機制,大力培養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的高素質調解員隊伍。

        第四,推動商事調解國際化交流合作。重視與其他國家和地區調解方面的法治交流合作,構建多層次政府間國際商事調解交流機制,發揮行業協會、商會等民間組織和機構力量,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推動互認調解員,強化調解案件的國際合作,支持國內商事調解組織積極參與國際商事調解規則制定和國際商事調解活動,建立國際商事糾紛聯合調解機制,為國際商事爭端多元化解機制的構建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第五,大力宣傳商事調解理念和文化。提升社會對商事調解的認知,積極倡導“有商事糾紛,找商事調解”,鼓勵糾紛主體將解決問題作為目標,引導企業將“調解優先”寫入合同的糾紛解決條款中。組織開展各類調解宣傳活動,將調解服務下沉至企業行業中,擴大和諧解紛共識。這要求商事調解組織有足夠的專業能力來承接這樣的工作。

         

        法制日報 記者:

        我們注意到,國資委發布了《中央企業法律糾紛案件管理辦法》,要求中央企業通過調解妥善處理案件。但在實踐中,也經常有人說,國有企業案件無法調解。請問蔡主任,中國貿促會調解中心在破解國企糾紛解決方面有什么應對辦法?

        蔡晨風:

        感謝您的提問。正如您說的,去年8月1日,國資委印發的《中央企業法律糾紛案件管理辦法》正式實施,《辦法》第十五條規定:“中央企業應當通過訴訟、仲裁、調解、和解等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妥善處理案件。同一中央企業所屬單位之間發生法律糾紛,可以通過內部調解等方式解決”。我們對此非常關注,也非常高興看到《辦法》明確鼓勵央企通過調解來解決糾紛,我們認為這對于央企妥善管理糾紛,經濟、高效解決爭議具有重要意義。

        長期以來,中國貿促會調解中心一直希望能發揮專業優勢,幫助包括央企國企在內的各類企業高效、友好、低成本解決爭議。近兩年,我們和央企、國企進行了大量座談、走訪,發現企業對于通過調解解決爭議有著較大需求,但在運用調解解紛時的確也存在一些顧慮。為滿足企業需求,打消企業顧慮,我們做了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是籌建國有企業調解專業委員會,計劃聘請具有豐富國企工作經驗、具備爭議解決能力的企業領導、資深總法律顧問、行業專家擔任專家委員,統籌推進國企調解工作。專委會將制定適應國企糾紛特點、適應國企決策模式責任機制的調解流程,綜合運用調解專家,經濟、法律專家的中立意見等方式,打消國企顧慮,同時進一步推動商事調解立法。

        二是修訂中國貿促會調解中心相關規則和辦法。為了適應商事調解國內國際新的發展形勢,我們正在修訂貿促會調解中心的調解規則、調解員守則、調解員行為考察規定等重要規則文件。主要參考了聯合國貿法會以及國際知名調解機構的相關規則,同時結合中國商事調解實踐,努力構建一套先進、科學,既有中國特色又與國際接軌的規則。其中要特別報告的是,我們重新制定了調解收費表,大幅度下調了調解費用,切實降低了企業的糾紛解決成本。新版調解規則將很快對外發布,敬請大家關注!

        三是聘任資深行業、法律專家擔任特邀調解員。商事調解機構的核心競爭力在于擁有一批國際化專業化高素質的商事調解員隊伍。就在兩周前,調解中心聘請了118名大型企業的總法律顧問、首席合規官,國家知識產權領域的領軍人才,以及資深法官、知名專家學者等成為特邀調解員,其中55名來自央企國企,占總人數的47%,20名來自大型民企外企。他們都是業界翹楚、中流砥柱,相信這批懂企業、懂商事、懂法律、懂政策又精通調解的專家將在解決央企國企糾紛中發揮積極作用。

         

        王琳潔:

        時間原因,提問環節就到這里,再次感謝各位媒體朋友和嘉賓!衷心地歡迎新聞媒體朋友和各界人士繼續關注和支持中國貿促會調解中心、中國貿促會商事法律服務中心的相關工作。

        今天的發布會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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